由于缫丝的时间紧迫，蚕户普遍，每当采茧前后，东南地区“茧薄山立，缫丝车之声连梦相闻”[41]《李直讲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三。从苏辙“皇帝阁春贴子词”中所述的“日晒蚕丝转细长”，说明环境对茧质的影响已有所了解。

赵匡胤自黄袍加身后，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压力，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宋朝，都于汴京（今开封）、是为宋太祖。虽然内地割据势力得以平静，但当时与北方西夏、金等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他们常与宋统治势力相抗衡。因此，宋朝政权势力范围较唐朝为小，更由于北方金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宋政权采用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节节败退，迁都临安（今杭州）后为蒙古族所摧毁，前一阶段是为北宋（960～1126），后一阶段为南宋（1127～1276）。在这320年间，国家多事，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丝业逐渐衰落，南方暂时平息，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全国的主要丝绸产区。第一节 两宋的蚕业北宋建立以后，重新申明前代租赋的制度，其中包括种桑、毁桑的奖惩办法，“民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民伐桑枣为薪，罪之，剥桑三工（宋制四十二尺为一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为配役，从者徙三年”①《宋史》“食货志”。到至道二年（996），对逃民复业及浮客请田者“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②《宋史》“食货志”。至熙宁元年（1068），政府又劝民栽桑，规定“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或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罪夷之补种”③《宋史》“食货志”。北宋政府之所以如此积极发展蚕业，在于取得丝绸，一是自己挥霍和大量供应军需，二是讨好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或用做征服他们的手段。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尝谓左右日：“若契丹敢复犯边，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敌人之首，其精兵不过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尽矣”④《宋朝事实》卷20。还有如前所述，在西北边多种桑榆可以限制北方民族长驱直入，侵略中原。但在北宋统治者的260多年间，由于契丹、西夏的侵扰，女真（金）的攻战，这些原始民族在侵战中必先砍伐围林桑柘，北方蚕柘生产基地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从此萎缩下去。待至北宋末，“陕西上户多弃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作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⑤《宋史》卷179“食货志”。但与此同时东南地区在中唐以后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文化获得较快发展。北宋时，东南已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之一，比重占70%以上，其中两浙已成为朝廷财政物资包括丝织物在内的重要供应地，所谓“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吴丝之盛，惟此一区”⑥《乾隆嘉兴府志》，当时民间蚕丝生产“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连梦相闻”⑦李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婺州（今金华）一带仅贡罗在宋初就生产达数万匹，到北宋末增加将近六倍⑧《韩淲涧日记》卷上。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红边贡罗，东阳的花罗，都很精巧，“皆不减东北”⑨庄绰《鸡肋编》，每匹重二十两。义乌山谷之民，大都以“织罗为生”⑩《宋会要稿》“食货”卷18之4。慈溪县“桑田之美，有以自给”[11]王石石《临川全集》“慈溪县学记”，诸暨用绵丝织成茧布，剡县（今嵊县）织的绫也很有名[12]《嘉泰会稽志》卷17“布帛”，萧山则盛产穀，台州则产绫绢多种[13]《康熙天台县志》卷14。。四川仍保持着丝织品繁荣的传统，每年都将大量丝织品远道运输到开封供统治集团消费，为与两浙并列的另一丝织品中心。淮南在北宋时，丝帛生产量较多的九个州，此后继续发展蚕业。乾道元年（1165）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卒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14]《宋史》“食货志”上一，以致后来在当地的物产中，已有“丝帛之利”。两湖蚕业，当张忠定令郑州崇阳县时，“诱之使种桑麻，自此……桑麻特盛鄂岳之间”[15]《攀溪笔谈》“补笔谈”。宋室南渡，随着大批统治阶级以及富商巨室的南下，南方市场丝织物激增，他们在南方定居以后，运用其资本和势力经营丝织事业，如高宗的驸马濮凤居住浙江的桐乡经营蚕织，所产绸称濮绸，成为当时特产[16]宛委山《寄龛丙志》，而北方南来避难的劳动人民也在侨居的地方和当地人民一起参加蚕桑丝织生产，北方的先进经验在发展南方蚕业上起到作用，这样大力刺激江南丝织、蚕桑的生产，使正在迅速发展中的蚕桑事业更趋于繁荣了。浙江的桐乡县“语溪（今崇福镇）无间塘，上下必植桑，……贫者数弓之地，小隙必栽，……蚕月无不育之家”[17]万历《崇德县志》卷21引“宋史”。绍兴是浙江丝织业最有基础的地方，奉化的蚕丝业也是很发达，桐庐“机杼罗绮多”[18]刘过《龙洲集》；建德府“谷食不足，仰给他州，惟蚕桑是务”[19]祝穆《方舆胜览》卷5，严州的军粮也是靠绢帛换取的[20]《严州续志》卷2“军饷”。宋高宗时，东南诸路每年上供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六万匹、绫、罗、絁三万匹。四川每年上供绢、紬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匹，绵、绮一千八百匹。四川所产绢、铀除大量上供外，还用来在当地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据成书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载，各地有丝织品生产并有突出的丝织品名产上贡的地区是：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北京：大名京东路：青州、密州、潍州、缁州、下邳州、兖州、徐州、曹州、郓州、兖州、襄州、随州、唐州、郑州、滑州、蔡州、陈州、颍昌、汝州河北路：沧、冀、瀛、博、禄、莫、雄、霸、德、浜、景、信安、保定西路：真定、相、定、邢、卫、洺、深、祁两浙路：杭、越、润、婺、明、常、处、衢、秀江南路：太平、筠、江陵、鼎、沣、诚成都府路：成都、蜀、彭、锦、邛、遂、果、昌、渠、怀安、广安利州路：洋、阆、蓬、达、忠、涪、夔、万、渝福建路：泉广东路：韶、循、南雄陕西路：陕、渭河东路：潞、并、岚淮南路：亳、宿、海、泰、泗、滁、庐、和、濠宋朝的统治范围显著地较唐为小，养蚕地区则有所扩大，非但是蚕织的重心已移向东南，就是在北方的北宋时也在发展，如河东路的潞州和洋州，在唐时仍无征取绵绢的记载，但到宋时，其北方的汾州（今汾州）、威胜（今沁县）、平定（今阳泉）、宁化（今宁武）、苛岚（今苛岚）和保德（今保德）等军却都要上供绢[21]《宋史》“地理志”。此外，河北路的一些州也兴起了蚕业，陕西路的渭州（今甘肃的平凉市）也上供绢，它与古代的豳地相距很近，说明这里一直保持着丝织的传统，更突出的，当时蚕区已扩展至两广和福建，这些地区的蚕业生产，一直延续至今。农民从栽桑养蚕到缫丝织绸全过程的生产，是小农经济时期的特色，到了宋代蚕丝生产和织绸生产出现了分工的萌芽。如范成大的“缫丝行”诗“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织妇怨”诗“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如浙江的瑞安很少蚕桑，但丝织业相当发达，“民耕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絍工”[22]祝穆《方舆胜览》卷9。到此时，出现了比较专门经营织绸的所谓“织帛之家”即机户，这也是蚕丝大量生产，市场上需要统一规格的织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所促成的。因此，织绸生产已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正如宋初欧阳修在“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中写道“孤城枕秋水，千室夜鸣机”，可见城廊作坊机织之盛，此外还有宫僚出资本经营丝织物印染的采帛铺。但大量成品还是依靠农民小手工业生产。统治阶级南渡后，也有运用其资本和势力，经营丝织业的。如宋高宗的驸马爷濮凤原是山东曲阜人，淳熙年间（1174～1189）定居浙江桐乡，经营蚕织，“轻纨素锦，日工日多”[23]宛委山《寄龛丙志》。以后他的子孙就在该地大搞农桑，兼营缫织，所产绸名濮绸。公元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地方势力长期分散割据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丝织业除了传统的家庭工业外，也有许多大规模的民营工场。如曾为召州知事的唐仲友，即在其家乡婺州开设丝帛铺，从事丝绸加工和贩卖，“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官办丝织工场，规模更是宏大，如成都锦院，“募军匠五百人织造，……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织之工百十一”。第二节 辽金统治区的蚕业辽的先祖是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民族之一，因地处偏僻，向不为人们所注意，正当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之际，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北方的疆土上建立了辽代。虽历史记载他们的祖先在10世纪也在当地“教民种桑麻”、“诏有司农劝农桑，教纺绩”，但不见有蚕丝的生产，只是以银钱、羊马、骆驼换取中原的紬绢，同时也不懂得农业，在与宋统治者争夺地盘时，“沿途居民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24]《辽史》“兵卫志”，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在刚开始侵占黄河流域时，还是靠掠夺财物以供挥霍，“紫银之鼠，罗绮之篚”[25]《辽史》“兵卫志”，又在与宋的战争中，索取大量丝织品，如景德元年（1004），“宋遣孝继昌请和，……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许之”，庆历二年（1042），“宋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女真也称女直，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流域的长白山一带，过着原始的生活，迄今十二世纪，女真族在我国东北兴起建号大金，其后灭辽，臣服了西夏，并继续进兵中原南下侵宋，宋屡战失败，和议赔偿财物，又生俘北宋之末代帝徽、钦二宗，宋师终于不守，高宗南渡，便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金代，直至蒙古族代金，统治了各族劳动人民达一、二十多年之久。最初宋向金索营、平、滦三洲及燕京，宋答应了金人提出的“岁输绢二十万匹”的要求；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侵宋，在投降派的控制下，与金和议，又定每年输表缎百万匹。高宗南渡后，金犹经年侵宋，腐败的宋统治集团不堪与金再战，又在投降派秦桧集团的策划下，宋向金称臣，岁贡绢二十五万匹，丧权辱国。金统治北方与南宋对峙期间，宋每年仍须贡绢二十万匹，军事上相互安定凡三十年，由于在金占领的地方内有些是原宋的蚕区，金曾号召“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地十之三，猛安谋克（猛安意氏族，谋克意部落，每谋先不过300户，7-10谋克置一猛安）少者必课种其他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26]《金史》“食货志”，从中征收丝绵绢税。对少种桑枣及以桑枣为燃料的，也规定要给以惩罚定罪。当时北方人有饮茶习惯而不产茶，“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说明蚕丝是有一定生产量的，又载“晋县民利通家，蚕自成绵缎，长七尺一寸五分，阔四尺九寸”[27]《金史》“五行志”，是一种新的丝织产品。但北宋时黄河流域诸路缴纳诸税的丝织品，仅绫绢一项也已超过一百二十余万匹，上供和农民自留的还没有计算在内，相与比较，则可见蚕业已趋衰落之势。统治集团各阶层在服饰上规定”在官承应，有出身人，带入品以下官，未带官，同许服花纱、绫罗、紵丝，丝紬，家属同……庶人止许服絁、铀绢、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兵卒许服无纹左罗、絁、紬、绢、布、毛褐；奴婢也许服絁、绢、布、毛褐[28]《金史》卷43“舆服志”。《金史》“张汝霖传”称，章宗时为改造殿廷陈设织绵工用到一千三百人，花费二年才完工。这些织工大部分得自汴梁和定州，有北宋初年由川蜀、吴越、江南来的头等织工，也有唐以来即在西北，宋代成为秦川熟户的西域金绮织工。这些织绵工人对我国丝织物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为元代纳石夫金锦的生产奠定了基础[29]沈从文，“中国织绵缎的历史发展”，《新建设》，1953年第9期，第16-22页。政府还专门在少府监中设置掌管统治集团所用服饰的机构，其中文绣署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织染署掌织絍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榖[30]《金史》“百官志”。“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宦门仕族之家，尽设为奴婢，使供作务，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环坐刺绣”[31]《容斋三笔》卷3。第三节 蚕桑技术从《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可见，专门叙述当代蚕桑生产技术的农书和图画，有秦观《蚕书》、陈旉《农书》中的“蚕桑叙”、楼璹《耕织图》。在其他史藉上另星散见一些，虽还不可窥见全貌，但较之唐代已具体得多了。宋高宗吴皇后题字的“蚕织图”长卷，可以形象地看出当时蚕桑生产的真实情况。1 桑品种和苗木的繁殖《梦梁绿》记载“桑树种，曰青桑、白桑、拳桑、又有大小梅、红鸡爪等”，陈旉《农书》上另举出一种海桑，采用压条法繁殖，对叶形细小的则叫做“鸡桑”、“花桑”，不受生产上欢迎。实生苗的繁殖注意到穗选桑子，“若欲种椹子，则择美桑种椹，每一枚剪去两头，……唯取中间一截，以其子坚栗特大，以种即其干强实，其叶肥厚”。再淘洗除去秕不实桑子进行夏季条播，苗床首先做到肥、坚、平，畦播三尺，种4行，播种后，畦上搭3尺高的草棚，以防烈日暴雨，待苗长3～5寸，勤除根干四旁的小枝叶，只留直上的枝叶，除草，5～7日浇肥水一次。欲改良树性采用嫁接的方法，陈旉《农书》载：“若欲接缚，即另取桑直上生条，不用横垂生者，三四寸长，截如接果子样接之。”2 栽桑技术种桑与近代完全不同的是采取秋种，在农历八月上旬就“择阳显滋润肥沃之地深锄，以肥窖烧过土粪以粪之”，经验是，这时的土壤，涝不致于板结，干不至于坚硬，亦不至受到霜雪冰冻。第二，采用三株丛栽，对“所种之苗，就根头尽削去干、只苗根，又削去对干一条直下者命根，只苗四旁根”，使“三干合为一干，以三根共荫一根”。到次年农历正月上旬方才正式定植，株行距各约二丈，注意肥培管理。对高干桑已普通采用嫁接法来改进树性，认识到“其叶倍好，然而易衰”。桑树的种植，并不限于田间整块的土地，而是隙地的利用。如浙江桐乡“语溪（今崇福镇）无间塘，上下必植桑，……贫者数弓之地，小隙必栽”[32]《万历崇德县志》卷21引《宋史》。陈旉《农书》也说：“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其欹斜坡陀之处，……两旁亦可种桑放牛。”孝宗淳熙八年（1181）朱熹为浙东提举，具体谕民种桑，要求“常年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巢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将旁生拳曲小枝，尽行斩削，务令大枝气脉全盛，自然生叶厚大，饲蚕有力”[33]《朱文忠公全集》卷18。对桑萎缩病已有认识，温革《琐碎录》说：“桑叶生黄叶而皱者，号日金桑，非特蚕不食，而木将就槁矣。”3 养蚕技术对所用蚕种首先在冬季用冷雪处理淘汰劣种，也有在寒冬将蚕种浇牛尿后在江河中洗浴的[34]秦观《蚕书》，再在收蚁前用温暖的朱砂水消毒卵面[35]陈旉《农书》，继续在温室中催青，促使孵化齐一，谷雨后几日收蚁，面条细叶引蚁，称准蚁量，用极嫩叶[36]楼涛《耕织图》，“柔桑摘蝉翼，潄潄才容刀”，“蚕儿初饭时，桑叶如饯许”，按叶养蚕。蚕室加温，要求给桑后，待蚕顺叶而上时才进熟火，食叶后即退火，避免室内终日恒温，以免“伤火之患”或“热蒸之患”。注意通风排湿或温火排湿，勤去沙颡。每日给桑5次，三眠后每日给桑3次，要求不留残桑，既节省桑叶，又防止颡子蒸热。大眠后方给半叶，3日后给全叶。重视储桑管理，“先治叶室，必深密凉燥而不蒸湿，下作架，高五六寸，上铺新簟，然后置叶其上，勿使通风，……常收三日叶，从备雨湿”[37]陈旉《农书》。养蚕用槌，即四根直立过梁的木，上下方固定，中间每隔一尺缚一横档；中承养蚕的筐。筐用芦苇编制，四周以竹作边，大小大致为长七尺，阔五尺，高一尺，给桑时逐筐抽出。对防治蚕病，首先认为蚕种保护中不能经受雨湿、热蒸。寒燠不时，卵在布时受病、出胎便病，难以治理。对诱发蚕病的环境，以为“伤湿即黄肥，伤风即节高，沙蒸即脚肿，伤冷即亮头而白蜇，伤火即焦尾，又伤风亦黄肥，伤冷风即黑、白、红僵”，对防止发病，主要以调节环境着眼。因此，对蚕室加温、排湿、通风、采叶等都有明确的要求，一则是符合蚕的生理，从而也制止了病原的污染和蔓延。对多化性蝇已有记载，苏轼的《物类相感志》中记载：“苍蝇叮蚕则生虫”，同时代人严粲的《诗辑》也有“今人养晚蚕者，苍蝇寄卵于蚕之身。久之，其卵为蝇，穴茧而出”的记载，这较苏氏的观察更为确切。蚕多三眠，全期经过27日，当时全年养蚕以春期为主，不想多养夏蚕，认为“既损坏叶条，且狼藉作践，其丝且不附衣着，所损多而为利少”[38]陈旉《农书》，夏茧的用途概作丝绵，戴复古《石屏集》诗说：“春蚕成丝夏作绢，养得夏蚕重剥茧”。这描写的是浙江台州地区的情况，但也有夏蚕养得较多的，如杨万里“江山道中夏蚕大熟二首”诗中说：“新睛户户有欢颜，晒茧摊丝立地干，欲遣缫车声独急，今年不及去年间”。这是描写衢州的情况，说明这样的夏蚕大熟还不如去年，且又有多化蚕的饲养，“原蚕……里俗谓之夏蚕，亦日热蚕，亦日晚蚕。……而民间一岁至有三蚕者”[39]陆佃《埤雅》卷11。远在西南的云南，“养蚕以柘”[40]《文献通考》卷329，种类与一般的不同。4 蚕茧处理技术上蔟用茅草和竹枝，下垫芦箔，每箔长6尺，阔3尺，放蚕蔟上后，先使蔟面倾斜以利排粪尿，然后在蔟室内用熟火加温，待作好丝网后，再增加火力，直至结茧完毕，认识到蔟中不加温影响缫丝，不能“一绪抽尽”。在个体生产情况下，鲜茧不能在短期内缫完就要发蛾，要采取控制发蛾的措施，宋朝还是继承前代采用盐渍的方法。即在采茧后，急剥去茧衣免致蒸坏，先晒使燥，藏器用大瓮。把大瓮埋在地上，瓮中先铺竹箔，再用大桐叶覆盖，铺一层茧，重约十斤，掺盐二两，上又以桐叶平铺，如此再铺第二层茧，如此直至满瓮，然后密盖，以泥封固，七日以后取出缫丝，所以，当时盐的供应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蚕盐作为特殊需要而比较放宽，说明蚕桑生产在宋代是占着较大的比重的。由于缫丝的时间紧迫，蚕户普遍，每当采茧前后，东南地区“茧薄山立，缫丝车之声连梦相闻”[41]《李直讲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三。从苏辙“皇帝阁春贴子词”中所述的“日晒蚕丝转细长”，说明环境对茧质的影响已有所了解。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211/5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