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广府聚落的适应

广府地区的地形较为复杂，既有肥沃的平原，又有丘陵山地。聚落多分布于中部到南部之间的平原和矮丘等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聚落选择河系支流或下游，避开湍急易洪涝流域，并能利用水域带来的饮水、灌溉、渔业和交通等资源与便利。广府地区水资源丰富，地下水质优，聚落注重水源品质，多造水井。因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多台风，为解决通风散热、防潮防雨、防台风等问题采用了诸多具有生态观念的营建方式。典型广府聚落的梳式布局利用巷道引风导风，合院内设置天井降温遮阳，营建民居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利用周边丛林、河涌、水域调节聚落温湿度等微气候环境。土壤粘性大、含铁高，适于烧砖，故民居采用透气性好、坚固耐用的青砖砌筑厚重高耸的墙体，遮阳阻热、冬暖夏凉，例如传统的镬耳墙。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梁园（图1）是清代四大园林，至今犹存，风格典雅古朴，自然景观优美宜人。广府的商贸建筑骑楼底层架空，避免雨季的湿气侵入，凉爽通风，具有商业价值与生态效应。

2.1.3 客家聚落的适应

客家聚落地处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聚落坚固封闭，人们合族而居。注重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讲求天人合一。典型聚落围龙屋常建造于山脚或半山腰，顺应山区坡地地形，前低后高、布局严谨。围龙屋前设半月形月塘，与禾坪组成民居前方室外空间，主体建筑向外部环境自然延伸。月池具有蓄水防火、养殖灌溉、调节温湿度的作用。屋后种植风水林藏风聚气、美化环境，调节微气候。风水林与月池前后呼应形成圆满图式，体现客家人的风水文化和审美观念。因条件资源有限，客家人就地取材，利用土、砂、石、木为材料建造了适应当地环境、满足居住需要的聚落民居。例如典型梅州民居的外墙采用石墙基，上部是由黄土、碎石和石灰混合的三合土夯筑的土墙，厚实坚固、防风抗震。采用木构架屋顶，青瓦屋面，朴实实用。客家聚落融于自然，展现出和谐有序的人工生态图景。

2.2 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社会环境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提供了组织条件，包含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多方面。经济因素是基础，反映和决定上层建筑，是利用改造自然以实现物质财富积累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聚落的形成发展，需要对社会环境尤其是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广东传统聚落文化生态对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更多体现在对先进文明和先进技术的吸收与适应。

2.2.1 民族融合促进适应

秦朝崇尚武功，以武力征服岭南，实现民族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随后对岭南地区实行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越治越”“越律”与“秦律”并施、“以其故俗治”等，特殊政策使岭南的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5]。此后，历朝政府均对岭南予以特别扶持开发，实施教化，变革原有落后的生产方式，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建制沿海城镇，发展海上商业贸易。百越人逐步放弃落后的生产，学习接受了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秦汉时期是岭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唐宋时期是经济发展的初步繁荣阶段，明清时期则成为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

2.2.2 制度和精神文明传播促进适应

中央政府逐步对岭南实施有效统治，采取措施推行文化教育[6]，逐渐出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阶层。传播扩散的制度文明利于增强制度的实施能力，扩大政治上的影响，形成群体的同化。通过地区间文化的交流融合，经汰选的文化优势基因组合，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发展。封建时代中央连接各地的主要依靠官府或民间修建的驿道。南粤驿道是联系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重要通道，迄今已发现古驿道及遗存多处，用于军事、商旅，也是人口迁徙、文化融合之路。内陆地区的物产、资源、人才、文化、制度等可以直接输送传播至南方，影响促进当地社会变革。沿海各地及海外的贸易物资、特产及多元文化等也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原。在岭南建筑表现形式上，中原的构架式建筑与本土的干栏式建筑相结合, 形成了风格兼容多样、实用庄重、适应力强的传统建筑形式。如从化区域内的吕田镇村落具有棋盘式布局的特点，也有广府聚落和客家聚落交融的村落，围梳式、围排列式、堂橫屋式、中心突出混合式、方正包围式等。钱岗古道上则分布有传统村落钱岗古村和国家级文保单位广裕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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