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聚落文化生态的优化策略

人类的生态系统不断进化和演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基本的发展规律。聚落也是如此，其环境、文化与空间形态等都处于不断演变进化过程之中。聚落文化生态系统需要适应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因素等外部的环境变化，根据环境变化自我调整自我适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进发展。广东三大聚落虽各有独特思维、观念和价值意识，但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进程中，面临重重挑战，如何调适发展，如何发挥价值和作用，是不可避免应予思考的课题。聚落是相对稳定的，环境是相对变化的，聚落形态唯有在变化中不断构建新的适应机制，优化发展方向和设计新路径，才能确保存续的可能。在此，传统聚落的演变发展，可考虑采取交融适应、变异发展和整合提升的策略。交融适应策略重在解决文化冲突中的融合及发展中的融合，是共存的选择策略；变异发展策略重在解决针对社会和技术等变革导致的发展障碍，是智慧的选择策略；整合提升则是上述两者的叠加和重组，是促进发展的多样化选择策略。

3.1 交融适应策略

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的演化呈多线进化，具有延续性和关联性，不同的文化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特质[4]。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过程，其发展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周朝建立后，将多种文化观念系统化、理论化。秦汉重一统，西汉时推行“独尊儒术”，以儒家单一模式文化替代百家文化。至魏晋六朝，佛教的广泛传播突破了大一统的思想格局，致使玄学产生，一统思想格局影响下的汉学文化再次由单一走向多元。唐宋之后，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并流，各家学说相互交融，且引入西域文化、海外文化。明清两代，西洋学说纷至涌入。在历史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不断碰撞、交汇、互相渗透，多元融合特征日益鲜明[8]。

广东北部地区山地丘陵居多，中部地区多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南部地区则面临大海。不同的地貌和自然环境，奠定了文化差异与并存的基础条件。人口的不断迁移和流动，促进了不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促进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自秦汉时汉人入岭南，历经西晋、唐末、宋元、清初等数次大移民，使广东人口民族组成发生巨变，汉人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同时广东是滨海之地，易受外来文化影响，历史上也有吸收海外文化元素的传统。由此，聚落文化生态系统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遵循了生存智慧和效益最大化，即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与社会文化形态等同步相呼应。因而，交融适应的策略是以文化价值认知为主的，应外部环境因素变化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与主动选择。

3.2 变异发展策略

由于生存发展的需求，人们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及通过分工提高效率。随着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得到有效传播和输入，落后地区通过一系列的吸收、变革和创新，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有效进行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既相互依存又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传统社会中，谋生技术是人类利用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核心文化之一，利用工具获得食物等生存物质条件的稳定程度以及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聚落的形态。聚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因子发生变化，从而引发系统内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化，随之聚落形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和产生聚落变迁的趋势。

早期的广东聚落体现了这一现象。在农耕社会发展早期，广东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木器和石器等较为原始的生产工具也可以适合农耕生产，社会人口日渐趋于聚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铁制农具的制作技术广泛地传播，劳动效率大为提高，土地变得更易于耕种，水稻为主的种植逐渐成熟，出现了种植作物水旱轮作一年两熟或者三熟的耕种技术，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聚落规模也日益发展壮大。此外，随着开展海外贸易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同地区的农耕技术和农作物也随之得到交流传播，如在明朝时期，原产自美洲地区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甘薯等相继被引进，迅速在大范围内被普及，促进了聚落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另外，经济社会和分工的差异，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也促进了聚落人口、规模与数量的大幅增长。因此，应对经济社会的环境变化和物质技术的革新而采取变异发展策略是自我调整发展的理性选择。

3.3 整合提升策略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414/1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