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适应和变异发展可以解决聚落在演化中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但针对聚落发展的复杂性，则需要综合各种有效因素并进行全面整合。不同的聚落形态通过自身结构的整合调整，可以和谐融入自然环境，也可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需求，当然这并非易事，而是艰巨和长期的过程。

经济社会涉及的环境因素具有强大的力量，影响和主导聚落的演进。通过对聚落形态和文化生态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对系统链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织制度和观念思想、文化价值和物质技术等相关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进行统一梳理、统一整合。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的批判传承，对外来文化不断吸纳与改造革新，这些要素的整合使聚落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保持适应和主动，原有的聚落形态和文化特征将在扬弃中得到传承延续。

结语

传统聚落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及至成熟的历程，蕴涵丰富的生存发展智慧，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环境日新月异，传统聚落面临极大挑战。我们应探索传统聚落蕴涵的文化生态价值，尊重其历史演变规律，发现其真知义理，传承其价值基因，并为之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与形式，以鉴于建设绿色、文明、生态而可持续的现代家园。

注释：

①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1902—1972）美国民族学家、考古学家。20世纪新进化论者、文化生态学理论创始人之一，提出了多线进化理论，在人类学界影响深远。

图片来源：

图1：陈泽泓.岭南建筑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210.

图2：https：///70cFvHSh_Q1YnxGkpoWK1HF6hhy/it/u=,413 &fm=26&gp=0.jpg.

图3：http：///sinacn/685/w2048h1037//159ahvhrcx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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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国富.广东地方史古代部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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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丹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审美意识的丰富性的总体审视——评《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J].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2)：18-23.

引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风起云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传统聚落文化深受冲击与影响，可持续发展面临抉择。几千年来传统聚落的形成发展经历史洗礼，是人类顺应、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为聚居和生活而有意识开发创造的生存环境，是建筑科学技术和艺术人文经验的结晶。现就传统聚落呈现的文化现象及其形成机理进行研究，探索其适应机制的构建与关联以及发展的应对策略。1 文化生态适应观点的概念及内涵在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①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对文化的形态与进化成因提出了新认识。文化生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关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的文明认知，包含历史传统、社会伦理、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是生存经验和智慧的沉淀[1]。文化生态适应是指“人们在个别的环境中修正其具有历史渊源之文化的适应过程”[2]，文化生态适应的重点研究内容和理论核心是社会、环境和技术三者关联的理论。文化生态学将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引入文化研究的范畴，研究的重点是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在这一适应过程中，内部的社会结构是否相应发生变迁、进化或变革。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在朱利安·斯图尔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双重进化的理论，将文化对自然、社会的双重适应整合到文化进化的模型之中，分析三者复杂的关系，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理论[3]。人类生存受一定的环境限制，文化是其基本生存手段之一。文化的创造、利用与演化均不同程度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是推动其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条件决定文化模式，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有生成相同或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也是如此。2 聚落文化生态适应机制的构建聚落文化生态是在特定的自然、历史、人文、经济环境中形成的聚居文化形态。聚落在生成和拓展的过程中，为了生存的需要，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物质的生产和加工，以换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人、聚落空间与自然、社会相依存，融合进化，在生活实践中选择，逐渐形成聚落文化生态体系，包括形态元素、组织结构、功能特质，具有场所精神与生态运行机制。传统聚落的外部生存环境，已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经过其文化归属下汰选加工和整理，成为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4]。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不同的聚落文化呈现相同或不同的特征，其生成及起源体现了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和适应社会环境的生存认知。现以广东民居的三大典型聚落建筑文化为例，以此管窥?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自然环境是人类聚居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社会背景下的聚落，气候、水文、土地等资源对于其空间格局生成有着重要影响，适应自然环境至关重要。聚落所在的自然环境是经过人们选择、改造修整、为其提供物质资源和活动的场所，是刻画文化愿景的重要聚落环境元素。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是其演变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图1 粤中四大名园之梁园广东地处低纬，属欧亚大陆东岸热带季风和南亚亚热带气候区。气候炎热、日照时间长，临近海洋，对气候影响显著，台风频繁。夏季受海洋气团影响，主导风向为偏南风，炎热潮湿，雨水丰沛，降雨多集中于4 ～9月。冬季盛行东北风或北风，寒?潮汕聚落的适应潮汕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形以平原为主、河网密布。人口稠密，百姓多聚族而居。潮汕讲求风水格局，注重将风水中的生态营造理念融入民居建筑中。选地营建要请人相地、看风水、定阴阳五行，背山面水和负阴抱阳是追求的标准。民谚有云：“门前有水，财源茂盛。”民居建筑方位大多为坐北朝南、背风向阳。潮汕聚落的用地宽敞平整，喜欢在住宅四周种植各类植物。聚落形式源于中原古风和改进的北方院落布局，有下山虎、四点金、驷马拖车式等不同特色的建筑风格，突出抗风和防震的实践特征，建筑形式华丽美观。建筑平面布局开敞，室内外空间连通，避免阳光直射，房屋进深较大，出檐多，设外廊以此取得室内阴凉效果。民居周边树木环绕，利用院落多设花园种植花木，用于遮阳防热，调节温湿度，营建了具有自然景致的幽美环境。当地石材丰富，民居多采用石材。建筑坚固凉爽、防风抗暑、防白蚁。潮汕聚落适应了炎热潮湿、夏秋多台风的自然气候特点，聚落的选址营造体现出?广府聚落的适应广府地区的地形较为复杂，既有肥沃的平原，又有丘陵山地。聚落多分布于中部到南部之间的平原和矮丘等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聚落选择河系支流或下游，避开湍急易洪涝流域，并能利用水域带来的饮水、灌溉、渔业和交通等资源与便利。广府地区水资源丰富，地下水质优，聚落注重水源品质，多造水井。因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多台风，为解决通风散热、防潮防雨、防台风等问题采用了诸多具有生态观念的营建方式。典型广府聚落的梳式布局利用巷道引风导风，合院内设置天井降温遮阳，营建民居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利用周边丛林、河涌、水域调节聚落温湿度等微气候环境。土壤粘性大、含铁高，适于烧砖，故民居采用透气性好、坚固耐用的青砖砌筑厚重高耸的墙体，遮阳阻热、冬暖夏凉，例如传统的镬耳墙。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梁园（图1）是清代四大园林，至今犹存，风格典雅古朴，自然景观优美宜人。广府的商贸建筑骑楼底层架空，避免雨季的湿气侵入，凉爽通风，?客家聚落的适应客家聚落地处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聚落坚固封闭，人们合族而居。注重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讲求天人合一。典型聚落围龙屋常建造于山脚或半山腰，顺应山区坡地地形，前低后高、布局严谨。围龙屋前设半月形月塘，与禾坪组成民居前方室外空间，主体建筑向外部环境自然延伸。月池具有蓄水防火、养殖灌溉、调节温湿度的作用。屋后种植风水林藏风聚气、美化环境，调节微气候。风水林与月池前后呼应形成圆满图式，体现客家人的风水文化和审美观念。因条件资源有限，客家人就地取材，利用土、砂、石、木为材料建造了适应当地环境、满足居住需要的聚落民居。例如典型梅州民居的外墙采用石墙基，上部是由黄土、碎石和石灰混合的三合土夯筑的土墙，厚实坚固、防风抗震。采用木构架屋顶，青瓦屋面，朴实实用。客家聚落融于自然，展现出和谐有序的人工生态图?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社会环境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提供了组织条件，包含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多方面。经济因素是基础，反映和决定上层建筑，是利用改造自然以实现物质财富积累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聚落的形成发展，需要对社会环境尤其是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广东传统聚落文化生态对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更多体现在对先进文明和先?民族融合促进适应秦朝崇尚武功，以武力征服岭南，实现民族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随后对岭南地区实行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越治越”“越律”与“秦律”并施、“以其故俗治”等，特殊政策使岭南的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5]。此后，历朝政府均对岭南予以特别扶持开发，实施教化，变革原有落后的生产方式，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建制沿海城镇，发展海上商业贸易。百越人逐步放弃落后的生产，学习接受了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秦汉时期是岭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唐宋时期是经济发展的初步繁荣阶段，明清时期则成为经济发展的鼎盛?制度和精神文明传播促进适应中央政府逐步对岭南实施有效统治，采取措施推行文化教育[6]，逐渐出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阶层。传播扩散的制度文明利于增强制度的实施能力，扩大政治上的影响，形成群体的同化。通过地区间文化的交流融合，经汰选的文化优势基因组合，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发展。封建时代中央连接各地的主要依靠官府或民间修建的驿道。南粤驿道是联系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重要通道，迄今已发现古驿道及遗存多处，用于军事、商旅，也是人口迁徙、文化融合之路。内陆地区的物产、资源、人才、文化、制度等可以直接输送传播至南方，影响促进当地社会变革。沿海各地及海外的贸易物资、特产及多元文化等也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原。在岭南建筑表现形式上，中原的构架式建筑与本土的干栏式建筑相结合, 形成了风格兼容多样、实用庄重、适应力强的传统建筑形式。如从化区域内的吕田镇村落具有棋盘式布局的特点，也有广府聚落和客家聚落交融的村落，围梳式、围排列式、堂橫屋式、中心突出混合式、方正包围式等。钱岗古道 物质技术传播促进适应农耕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形态，中央王朝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岭南地位偏僻，社会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 物质技术相较落后。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强势，岭南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跟随性。岭南地区的开发随着中原经济力量的支持和渗透而逐渐得到加强，当地的手工业等相关产业萌芽发展，出现适应当地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水平的早期生产组织形式。第一种具有官方性质，如煮盐业、漆器业、制陶业、冶铸业等制作生产和经营活动；第二种具有民营性质，如制陶业、制砖业、制瓦业、木工业等；第三种是地区不同聚落控制下的混合组织形式，如区域生产的的乐器业、建筑业、服饰业等。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使区域聚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为不同物质文化技术的接触提供了可能和便利的条件，先进的文化和物质技术得以快速传播。如形成于唐、繁荣于明清的佛山石湾制陶，吸收传承历代名窑优点并加以发展，自明代起传播至东南亚等地，民谚“石湾瓦，甲天下”。石湾陶脊是广府建筑屋脊装饰，使用于等级高的聚落，形式古朴刚健，具有广府民系特点，蕴涵人们对龙、虎、狮等灵兽图腾的崇拜。物质文化技术传播促进了聚落建筑元素与形式的发展，相应的聚落生活用具、方式、习俗也随之改变。图2 钱岗古村广裕祠图3 侨乡五邑碉楼2.3 对文化环境的适应文化环境是社会环境的构成因素之一，文化的表征体现了社会经济环境状况。文化环境涉及教育人文、道德规范、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是影响聚落区域的分布空间及聚落层次的重要因素，对聚落文化生态特质的构成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渗透、交流、融合，在?中原文化的输入促进适应一般而言，先进和强势文化占据主导，其地位和优势形成了强有力的吸引和模仿效应。由于战乱与开发，中原移民不断南迁，带来先进的文化思想、农耕等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同时也适应了岭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接受移居地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融入当地社会[5]。通过中原文化和区域聚落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经济社会落后的岭南地区逐渐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其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也得以传播。如中原传统建筑空间布局以轴线对称为显著特征。主体建筑位于中心，其他建筑分设两侧，呈左右对称布局。“中”是礼制影响下的建筑形态，是政治制度的反映，择中观念为后世继承沿用，寓意庄重统一，中和大同。广东三大民系传统聚落空间布局多采用中轴对称，呈现中原的文化特征与?对宗族文化的传承促进适应数千年来，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宗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普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稳定的区域性人身依附关系。在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布局已出现聚族而居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往南方迁徙，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强化了人们的生存危机意识，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延续，宗族向心的聚居组织形式因其适应性而形成。由于生存环境恶劣、经济资源缺乏，人们以血缘为基础聚族居住，不断扩大人口规模与势力范围，以宗族和团体的力量，获取土地、生存空间与资源。广东传统聚落将祭祀之用的宗祠作为空间布局中心，加以扩展分布各居住单元，组织聚落公共活动空间，体现了宗族的宗法观念，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促进适应广东地区因其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自汉代以来，由于航海技术发展，沿海各地陆续展开了海外交通与海上贸易活动。唐朝初年，朝廷在广州设置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专事海上贸易。历代对海外贸易基本实行开放政策。清朝末年，由于战败，英国占领香港，葡萄牙占领澳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宗教文化逐渐输入，对外通商口岸的设立与海外贸易促进了异域文化的传播[7]。贸易往来使其与各国的联系广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随着异域文化输入，其建筑文化元素与形态也在沿海地区聚落中出现，漂泊国外的移民返乡，建造别具一格的侨乡建筑。如开平侨乡五邑地区近代民间碉楼建筑（图3），就是舶来文化元素输入所造就。碉楼聚落建筑外观形式和建造材料技术方面虽具显著西洋风格，但当地的生活观念、方式与习俗等方面并未因之改变。从碉楼聚落的建筑空间格局以及反映生活方式的功能用房分布等方面得知，传统的本土核心文化依然保留，其作用大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3 聚落文化生态的优化策略人类的生态系统不断进化和演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基本的发展规律。聚落也是如此，其环境、文化与空间形态等都处于不断演变进化过程之中。聚落文化生态系统需要适应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因素等外部的环境变化，根据环境变化自我调整自我适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进发展。广东三大聚落虽各有独特思维、观念和价值意识，但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进程中，面临重重挑战，如何调适发展，如何发挥价值和作用，是不可避免应予思考的课题。聚落是相对稳定的，环境是相对变化的，聚落形态唯有在变化中不断构建新的适应机制，优化发展方向和设计新路径，才能确保存续的可能。在此，传统聚落的演变发展，可考虑采取交融适应、变异发展和整合提升的策略。交融适应策略重在解决文化冲突中的融合及发展中的融合，是共存的选择策略；变异发展策略重在解决针对社会和技术等变革导致的发展障碍，是智慧的选择策略；整合提升则是上述两者的叠加和重组，是促?交融适应策略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的演化呈多线进化，具有延续性和关联性，不同的文化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特质[4]。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过程，其发展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周朝建立后，将多种文化观念系统化、理论化。秦汉重一统，西汉时推行“独尊儒术”，以儒家单一模式文化替代百家文化。至魏晋六朝，佛教的广泛传播突破了大一统的思想格局，致使玄学产生，一统思想格局影响下的汉学文化再次由单一走向多元。唐宋之后，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并流，各家学说相互交融，且引入西域文化、海外文化。明清两代，西洋学说纷至涌入。在历史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不断碰撞、交汇、互相渗透，多元融合特征日益鲜明[8]。广东北部地区山地丘陵居多，中部地区多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南部地区则面临大海。不同的地貌和自然环境，奠定了文化差异与并存的基础条件。人口的不断迁移和流动，促进了不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促进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自秦汉时汉人入岭南，历经西晋、唐末、宋元、清初等数次大移民，使广东人口民族组成发生巨变，汉人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同时广东是滨海之地，易受外来文化影响，历史上也有吸收海外文化元素的传统。由此，聚落文化生态系统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遵循了生存智慧和效益最大化，即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与社会文化形态等同步相呼应。因而，交融适应的策略是以文化价值认知为主的，应外部环境因素变化而?变异发展策略由于生存发展的需求，人们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及通过分工提高效率。随着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得到有效传播和输入，落后地区通过一系列的吸收、变革和创新，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有效进行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既相互依存又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传统社会中，谋生技术是人类利用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核心文化之一，利用工具获得食物等生存物质条件的稳定程度以及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聚落的形态。聚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因子发生变化，从而引发系统内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化，随之聚落形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和产生聚落变迁的趋势。早期的广东聚落体现了这一现象。在农耕社会发展早期，广东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木器和石器等较为原始的生产工具也可以适合农耕生产，社会人口日渐趋于聚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铁制农具的制作技术广泛地传播，劳动效率大为提高，土地变得更易于耕种，水稻为主的种植逐渐成熟，出现了种植作物水旱轮作一年两熟或者三熟的耕种技术，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聚落规模也日益发展壮大。此外，随着开展海外贸易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同地区的农耕技术和农作物也随之得到交流传播，如在明朝时期，原产自美洲地区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甘薯等相继被引进，迅速在大范围内被普及，促进了聚落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另外，经济社会和分工的差异，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也促进了聚落人口、规模与数量的大幅增长。因此，应对经济社会的环境变化和物质技术的革新而采取变异发展策略是自我调整发展的?整合提升策略交融适应和变异发展可以解决聚落在演化中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但针对聚落发展的复杂性，则需要综合各种有效因素并进行全面整合。不同的聚落形态通过自身结构的整合调整，可以和谐融入自然环境，也可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需求，当然这并非易事，而是艰巨和长期的过程。经济社会涉及的环境因素具有强大的力量，影响和主导聚落的演进。通过对聚落形态和文化生态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对系统链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织制度和观念思想、文化价值和物质技术等相关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进行统一梳理、统一整合。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的批判传承，对外来文化不断吸纳与改造革新，这些要素的整合使聚落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保持适应和主动，原有的聚落形态和文化特征将在扬弃中得到传承延续。结语传统聚落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及至成熟的历程，蕴涵丰富的生存发展智慧，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环境日新月异，传统聚落面临极大挑战。我们应探索传统聚落蕴涵的文化生态价值，尊重其历史演变规律，发现其真知义理，传承其价值基因，并为之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与形式，以鉴于建设绿色、文明、生态而可持续的现代家园。注释：①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1902—1972）美国民族学家、考古学家。20世纪新进化论者、文化生态学理论创始人之一，提出了多线进化理论，在人类学界影响深远。图片来源：图1：陈泽泓.岭南建筑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210.图2：https：///70cFvHSh_Q1YnxGkpoWK1HF6hhy/it/u=,413 &fm=26&gp=0.jpg.图3：http：///sinacn/685/w2048h1037//159ahvhrcxn.jpg.参考文献：[1]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9(10)：85-90.[2]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40-45.[3]熊春林,黄正泉,梁剑宏.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0(03)：153-159.[4]鲍志勇,何俊萍.文化生态学视野下传统聚落演进及更新研究[J].华中建筑,2014(05)：152-154.[5]曾国富.广东地方史古代部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0-50.[6]杜成材.改土归流后湘西土家族文化适应机制探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 (02)：126-130.[7]张春阳.西方建筑文化对广东西江沿岸古城镇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1(03)：120-122.[8]金丹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审美意识的丰富性的总体审视——评《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J].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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