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言，《奋斗与辉煌》这部“小康叙事”展现的人生故事，每一个都有着超越个人的人生故事的一面，这一面即“中国故事”。如改革开放之初的雇工问题，著作以陈志雄为人物典型，写出他承包鱼塘、长期雇人帮工的前前后后遭遇。陈志雄当年的承包鱼塘、雇工做法，虽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百姓当中得到认可，但于政治舆论层面却引起一场“鱼塘风波”。雇工、聘人，今天我们认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当年却是极为敏感的行为。著作中介绍说：“对陈志雄上纲上线的人的依据是：在那个年代，国家依然规定禁止雇工行为。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6］陈志雄受到批评，支持他雇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幸运的是，陈志雄最终还是推动了整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当年，《人民日报》曾开辟栏目讨论，最后结论对“能不能跨队承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可了陈志雄的雇工做法。但风波还没有完全熄灭，直到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开始推出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相关决策、政策，最终形成“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7］从个体最普通意义上的致富探索，到国家层面开展体制改革，一个人牵动着整个国家。陈志雄的历史遭遇，可以视作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乃至全中国无数求发展、寻前程的个体遭遇。

对于偌大一个中国而言，陈志雄只是个普通的个体户，但他的探索恰逢一个需要胆量向前看、力求实现大突破的改革时代，为此他的个人事迹可以很快被全社会所关注，最终掀起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幕。这个案例，包括作品中其他一些人物，他们的遭遇生动地演绎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小人物是如何与整个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形成逻辑关系的，他们“展示出中国小康的生动逻辑”。

三、小康：“先富带后富”

从个体经验到全民历史，以“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来透视全广东、整个民族的改革进步，这不只是一个非虚构叙事学意义上的纯粹写作技巧问题，它更是《奋斗与辉煌》这部著作所讲述的众多人物身上真正发生的事迹。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是经济大省、科技强省，广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移民输入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人口的增长，基本来自外省移民。地理前沿、经济实力和移民特征，这些事实基础，注定了广东的改革开放历史必然连通着全国的改革开放，也决定着广东的小康发展经验有着个体带动全体、先富带动后富的典范意义。

陈志雄的承包鱼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也给大队其他家庭带来了更丰厚的收入，同时这种创业精神也鼓舞着更多人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这里面的“带动逻辑”是相对隐性的，是附着于陈志雄的成功经验而来的社会效果。而第二卷《风生水起》，则可以了解到更多更为典型的“先富带后富”案例。如“都市‘无脚鸟’”的故事，写深圳“攸县的哥”的发展史，它很清晰地讲述了来自湖南攸县的移民如何在深圳把出租车生意做大做好，并且不断把家乡人员引入，发展壮大为全国著名的“攸县的哥”现象。讲述这个案例的时候，著者有意地选择了一个“攸县的哥”后代的硕士论文《深圳市“攸县的哥”的身份建构研究》作为切入口。的哥的孩子主动回去研究自己父辈、家乡人民在异乡聚居的创业史和精神史，这本身就是一个亮点，内涵着多种情感成分。“攸县的哥”的发展壮大也是个人奋斗遇上时代机遇的产物。一个为逃离不幸婚姻来到深圳闯世界的攸县女子谢吴艳，知晓的士生意有大利润后，凭着自己的毅力和胆识，召集大巴车司机逐渐从包租1 辆的士发展为包租20 辆，再自己创办运输公司。攸县的士的发展，从谢吴艳的成功开始，然后滚雪球一样，带动着大批量的攸县人涌入深圳、珠三角城市开始的士生意。“‘攸县的哥’人数达到峰值时，不仅深圳，当时广州1.6 万辆的士，3.2 万名司机，60%来自攸县。珠海、中山、佛山、东莞的士司机也多来自攸县。”［8］来到珠三角开的士的攸县人民，他们不一定都像谢吴艳一样作为创业者、企业家留在了广东，但他们都摆脱了贫困，甚至可以赚钱回家创业：“赚到钱的最早一批老的哥，有的回老家创业去了，开宾馆、开超市、开饭店的都有。”［9］继续留在广东开的士当司机，因为有着众多同乡从事着同样的职业，可以通过的士对讲机说家乡话、聊家乡事，他们借着对讲机在异乡的条条大路上开辟出一片独特的“精神家园”。他们自称是飘在异乡的无脚鸟，无脚虽会惆怅，但他们有着“心的家园”，这个“家园”温暖，且令他们自豪。“攸县的哥”有力地说明了在广东这块土地上谋生的人民，他们辛勤劳动，一方面是自己打拼生活，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忘记同乡、家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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