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唐末张询之后，历经五代、宋、元，广东绘画异常寂静，这期间北方高度发展成熟的山水画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南粤大地，而流传于世的现今发现最早的广东地区的山水画作品,却是到了明景泰元年（1450 年）前后南海画家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此时距离晚唐僖宗时期南海山水画家张询已长达500 余年。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是一幅表现技法娴熟、长达511 厘米的山水画长卷，作品柔和了宋人笔墨、元人意境和画家个人的情感，符合全景山水画空间布置的美学思想，画中人物、山石、水流、树木、花鸟、动物、屋宇、舟揖等一应俱全，与以简为尚、以表现“萧条淡泊”之境界的文人山水画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颜宗差不多同时代在画史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广东画家还有不少，如明宫廷画家林良(3)、陈瑞(4)、林郊（林良子）、何浩(5)等人，他们承继宋元遗韵，享誉主流画坛；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子，他们在闲暇之余也热衷于山水画的创作和收藏，如陈琏(6)、陈献章(7)、黄希榖(8)等人，他们不仅自己作画，还留下了不少有关他人绘画创作的诗文、题跋等，譬如陈献章《与黄太守书》：“偶得山水画四幅，作者不知为谁。爱其远且淡，谨奉上……”[7]4虽然不清楚陈献章所得四幅山水作者姓甚名谁，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广东还有不少无名氏山水画家，这些无名氏画家技艺非凡，他们的作品深得文人士夫的喜爱和收藏，于是可知，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广东绘画，此时已实现了很大飞跃，并成为了主流画坛的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艺术流变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延绵不断，但就广东的绘画史来说却未必如此。广东的绘画史堪称飞跃模式，特别是明前期林良创立的水墨写意和工笔设色花鸟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山水画则产生了堪称国宝的作品颜宗的《湖山平远图》，林良和颜宗不愧是广东绘画史上第一道耀眼的光芒，使得一直沉寂的广东绘画终于有了扬声宇内的荣耀。可是，明之前的广东绘画几乎无迹可寻，至今能搜索到的五代、宋、元广东籍画家仅有僧徽、白玉蟾二人。据传，南海人僧徽，约卒于后唐长兴末，善画龙[7]188；白玉蟾，祖籍福建闽清，生于海南琼州，善梅竹。[7]1此二人虽为广东籍画家，但他们与北方主流画坛没有干系，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他们二人也几乎是不足以圈点的人物，而恰恰就在这一时期，北方绘画获得长足发展，山水画更是名家辈出，画迹遗世丰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山水画在这段史迹上竟是空窗期。

三、五代、宋、元广东文化发展背景

宋代，广州不但是华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8]114为了适应南北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蔡杭和蔡挺兄弟重修了唐玄宗时张九龄主持扩建的南北交通要道——粤赣边界上的大庾岭通道，还在南雄境内的大道上修建梅关，使得南北通行能力大为改观，南来北往的运输、邮驿、商旅开始络绎不绝，中原商人通过大庚岭商道,活跃在广东各地，大庾岭商道对于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国际贸易及交往、传播先进文化技术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过往于大庾岭商道的行人不仅有商贾,还有官员、士夫，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中原以及江南的移民陆续不断地通过大庚岭新道迁往岭南，这些中原及江南移民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的养分,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南来的北方客户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在移入客户较多的广州、惠州、潮州等地都有大型瓷场，所烧瓷器釉色、纹饰丰富,品种繁多，广东不少宋代瓷窑受内地名窑的影响,全国各大窑系的产品在广东几乎都可找到相似之物，譬如广州的西村窑是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窑场，它受到内地的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的影响。

在广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因被贬而流落到岭南的政治家和文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以降,士大夫遭贬岭南者尤多，譬如北宋绍圣时期，苏轼、苏辙、孔平仲、秦观等人，他们多为知识分子,有个性,有气节，在传播传统文化、提高粤人文化素质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靖康之变”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渡初期大量文人流亡或迁居岭南，并在当地进行词学活动,在同一贬所者往往组织诗社、创建文会，使得词学创作一向寥落的岭南迅速崛起,出现了词人分布较为集中、词学活动频繁的局面。[9]75-76南宋时，岭南的书院迅猛崛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南北的书院,如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据统计,宋代仅广南就有书院41 所,而珠江流域更是占当时全国总数21%。书院的建立和发展,为宋代的岭南培育出了大量的人才。[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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