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政治中心北移,广州对外贸易的领先地位被泉州代替,但广州港依然是中国南部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广州与50 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与140 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伴随着各种海外文化不断向岭南输入,岭南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11]45虽然五代、宋、元时期，广东与内地沟通、交流、贸易改善，士人南迁，使得粤地的词学、书院、陶瓷、书刻等各行业均获得了不同程度发展，但唯独绘画仍不见起色。尽管被贬岭南的北方知识分子中不乏绘画爱好者，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善画竹石，还是书画理论家，他被贬的惠州还有罗浮山风景名胜,但他并没有给惠州留下片纸画作，却留下了190 多首诗篇和大量散文、序跋,大大丰富了惠州的文化内涵。[12]210

客观地说，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元并没有真正传播到岭南广大地区，广东山水画的发源要远远晚于中原、江浙和西南地区，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交通与距离因素：广东僻处中国南端，远离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有崇山峻岭的五岭阻隔，历史上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交通极为困难，早期中原文明在岭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较弱。（2）气候潮湿多雨的因素：粤地气候潮湿多雨，于书画保存不利，再加上时历数代，天灾人祸，书画易遭损毁难于流存。（3）粤人性格相对低调的因素：相对于北方人，粤人性格较为低调，粤地僻岭南，粤人不自表爆，画史所载无多人，很多身怀绝艺者，遂湮没无闻。[7]261-265（4）明代以前广东经济文化仍较落后的因素：尽管岭南文化在五代、宋、元有了发展,但就总体发展水平而言,仍无法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明代以前，广东还是中原印象中未开化的不毛之地，宋代，岭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野象、鳄鱼成群出没的森林、沼泽之地,正是由于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所以岭南在宋时是政府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10]67直到明清时期,传统文化在“荆蛮之地”开始萌芽，广东书画到明清才真正发展起来。[13]64-65（5）粤人重商远儒的因素：广州是较早开放的港口，宋代广东尤其是广州、潮州等地人的商品意识、重商观念和强烈的“趋利”思想，渗透到岭南社会各个角落,故在广东形成了重商远儒的传统思想。而中国绘画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学不为人，自娱而已”(9)的美学思想，有道是：“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4]324古代画家往往耻于卖画，中国绘画的主流精神一直是画家通过“游于艺”的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与自由，特别是宋、元文人画家追求深厚的学养、举世高标的人格魅力、放纵不拘的生活态度，以至于米颠（米芾）、倪迂（倪云林）、大痴（黄公望）被认为历史上最接近画家真性情的人。(10)这与古代广东全民经商的重商、务实思想似乎大相径庭，再加上古代广东远离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广东绘画发源比较迟缓。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对古代广东绘画发源确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绝非必然障碍。客观来说，艺术的发展未必一定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甚至艺术水平有时会超越政治经济水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五代、宋、元广东山水画的空窗期，与内地山水画的高度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广东绘画的状况。不得不说，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素对古代广东绘画的较迟发展有不容忽略的重要影响，再加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中明显的重商性，直到明代,广东的山水画才真正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质的飞跃。

注释：

(1)荆浩《笔法记》：“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吾唐代。”参见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51 页。

(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荆浩论曰：‘山水之学，吴道子有笔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王维李思训之流不数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长安关仝、营丘李成、华原范宽之绝艺，荆浩者又不数也。故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

(3)林良，字以善，广东南海 (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人。林良是明代宫廷画家中以花鸟画著称的大家,是广东绘画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行列的画家。他创立的水墨写意和吕纪的工笔设色花鸟画风成为明代宫廷花鸟画中最具影响的、追随者众多、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4)陈瑞，新会人，师事白沙，善写云烟山水，工画松，授直仁殿锦衣卫镇扶。参见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卷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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