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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4)

来源:广东蚕业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10 13:4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除了政区之外,聚落数量也发生了变化。广东《乾图》较《康图》而言,其政区和聚落地名数量分别为1 041个和615个,增量仅为69%,而广西分别是1 296个和

除了政区之外,聚落数量也发生了变化。广东《乾图》较《康图》而言,其政区和聚落地名数量分别为1 041个和615个,增量仅为69%,而广西分别是1 296个和489个,增量为165%,远远大于广东。广西政区聚落地名数量激增,应与雍正时期重点开发广西有关。(30)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虽然《乾图》中广东增加的政区聚落数量不多,但是增补的聚落类型却比广西的多。表4显示,《乾图》和《康图》中通名出现次数大于等于5的通名分别有23个、32个,《乾图》比《康图》多出的通名分别是隘、店、坑、坪、市、塔、滩、头、园。《乾图》中除了以澳为通名的地名少于《康图》,其余通名个数皆等于或大于《康图》。其中,铺、塘、村、墟增加显著,分别增加了92个、87个、61个、45个,从通名含义可看出《乾图》对普通聚落、邮驿机构、集市的关注增加,这与广西一致,皆反映出乾隆时期更加关注了与民生和治安有关的人文要素。

雍正八年(1730)五月琼州“生黎”归顺(31)“雍正七年十月陵水县生黎数百人、崖州黎峝三十九村生黎……轮诚向化,愿入版图。”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防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区》第47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80页。,海南岛中部黎族聚居山区纳入琼州府统治。康熙、雍正两朝为加强对海南黎族地区统治,有些地区增设了巡检司,比如水尾、新安、博铺(和舍)、铺前、薄沙、龙滚、宝停等。(32)黄忠鑫: 《论明清时期海南巡检司的分布格局及其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

表4 康乾两图上通名出现5次及以上的通名及数量通 名垇澳坝城村冈岗港关口迳铺沙司《康图》数量/个《乾图》数量/个通 名所塘湾墟营寨嶂镇洲隘店坑坪市《康图》数量/个《乾图》数量/个12

续表通 名塔滩头园《康图》数量/个0000《乾图》数量/个7867

六、 结 论

为探究《乾图》对《康图》的承继关系,本文以广东为例,选择了使误差最小、地图拼接准确的地理配准方式,并与已有的对广西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从康乾两图点图层中政区、聚落名称相同的点的经纬度差值来看,二者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乾图》的坐标系较《康图》总体偏西约2.1分、偏北约1.8分,这与广西《乾图》的坐标系平均比《康图》偏北0.6分、偏东7.8分的结论有较大差异。差异原因除了与配准方法改进有关,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这需要利用改进后的方法再做深一步研究求证。就康乾两图图面内容而言,广东《乾图》以《康图》为基础,增绘了内容,就自然要素而言,《乾图》增加了约16.4%的内容,二者的河、湖、沙洲差异不大,水系重合度高,以山、岭、峰等为通名的地名数量众多。与广西相比,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广东多出了与水相关的地名,比如澳、港、洋、湾、潭、涧。而对比康乾两图的人文要素可知,《乾图》政区及聚落数量比《康图》增长了约0.7倍,从聚落来看,《乾图》以铺、塘、村、墟为通名的地名增加较多,反映出普通聚落、邮驿机构、集市的增多。而广西地区《乾图》政区及聚落比《康图》增长了约1.7倍。《康图》《乾图》提供了明确的时空界面,在二者成图间隔期间,广东地区府、县级政区变迁不大,其间增设了陆丰县、丰顺县、鹤山县、南澳厅,升连州为直隶州、升程乡县为嘉应直隶州,这些政区变化都体现在《乾图》上。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测绘的带有经纬坐标的全国地图。由于它是当时世界上测绘面积最大的地图,在中国地图史和世界地图史上皆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期以来,对该图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地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往研究多侧重于测绘史的研究,有关该图内容、制图综合、应用等仍待进一步加强。(33)杨霄、韩昭庆: 《1717—2011年高宝诸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18年第1期。正如一些学者倡议的一样,早期地图可能是自然要素变迁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为它们有助于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要素的特征的分析。(34)J. M. Hooke, R. J. P. Kain,HistoricalChangeinthePhysicalEnvironment:AGuidetoSourcesandTechniques, London: Butterworth, 1982, p. 1.张修桂也指出,应用古地图和当代地图作比较,是研究地貌历史演变过程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35)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对该图进行数字化,既可从具体空间认知的角度为我国疆域形成的认识过程提供实物佐证,亦可为日后相关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时空界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学术意义,并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610/1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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