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时，东南诸路每年上供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六万匹、绫、罗、絁三万匹。四川每年上供绢、紬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匹，绵、绮一千八百匹。四川所产绢、铀除大量上供外，还用来在当地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

据成书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载，各地有丝织品生产并有突出的丝织品名产上贡的地区是：

东京：开封

南京：应天

北京：大名

京东路：青州、密州、潍州、缁州、下邳州、兖州、徐州、曹州、郓州、兖州、襄州、随州、唐州、郑州、滑州、蔡州、陈州、颍昌、汝州

河北路：沧、冀、瀛、博、禄、莫、雄、霸、德、浜、景、信安、保定

西路：真定、相、定、邢、卫、洺、深、祁

两浙路：杭、越、润、婺、明、常、处、衢、秀

江南路：太平、筠、江陵、鼎、沣、诚

成都府路：成都、蜀、彭、锦、邛、遂、果、昌、渠、怀安、广安

利州路：洋、阆、蓬、达、忠、涪、夔、万、渝

福建路：泉

广东路：韶、循、南雄

陕西路：陕、渭

河东路：潞、并、岚

淮南路：亳、宿、海、泰、泗、滁、庐、和、濠

宋朝的统治范围显著地较唐为小，养蚕地区则有所扩大，非但是蚕织的重心已移向东南，就是在北方的北宋时也在发展，如河东路的潞州和洋州，在唐时仍无征取绵绢的记载，但到宋时，其北方的汾州（今汾州）、威胜（今沁县）、平定（今阳泉）、宁化（今宁武）、苛岚（今苛岚）和保德（今保德）等军却都要上供绢[21]《宋史》“地理志”。此外，河北路的一些州也兴起了蚕业，陕西路的渭州（今甘肃的平凉市）也上供绢，它与古代的豳地相距很近，说明这里一直保持着丝织的传统，更突出的，当时蚕区已扩展至两广和福建，这些地区的蚕业生产，一直延续至今。

农民从栽桑养蚕到缫丝织绸全过程的生产，是小农经济时期的特色，到了宋代蚕丝生产和织绸生产出现了分工的萌芽。如范成大的“缫丝行”诗“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织妇怨”诗“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如浙江的瑞安很少蚕桑，但丝织业相当发达，“民耕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絍工”[22]祝穆《方舆胜览》卷9。到此时，出现了比较专门经营织绸的所谓“织帛之家”即机户，这也是蚕丝大量生产，市场上需要统一规格的织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所促成的。因此，织绸生产已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正如宋初欧阳修在“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中写道“孤城枕秋水，千室夜鸣机”，可见城廊作坊机织之盛，此外还有宫僚出资本经营丝织物印染的采帛铺。但大量成品还是依靠农民小手工业生产。

统治阶级南渡后，也有运用其资本和势力，经营丝织业的。如宋高宗的驸马爷濮凤原是山东曲阜人，淳熙年间（1174～1189）定居浙江桐乡，经营蚕织，“轻纨素锦，日工日多”[23]宛委山《寄龛丙志》。以后他的子孙就在该地大搞农桑，兼营缫织，所产绸名濮绸。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地方势力长期分散割据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丝织业除了传统的家庭工业外，也有许多大规模的民营工场。如曾为召州知事的唐仲友，即在其家乡婺州开设丝帛铺，从事丝绸加工和贩卖，“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官办丝织工场，规模更是宏大，如成都锦院，“募军匠五百人织造，……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织之工百十一”。

第二节 辽金统治区的蚕业

辽的先祖是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民族之一，因地处偏僻，向不为人们所注意，正当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之际，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北方的疆土上建立了辽代。虽历史记载他们的祖先在10世纪也在当地“教民种桑麻”、“诏有司农劝农桑，教纺绩”，但不见有蚕丝的生产，只是以银钱、羊马、骆驼换取中原的紬绢，同时也不懂得农业，在与宋统治者争夺地盘时，“沿途居民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24]《辽史》“兵卫志”，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在刚开始侵占黄河流域时，还是靠掠夺财物以供挥霍，“紫银之鼠，罗绮之篚”[25]《辽史》“兵卫志”，又在与宋的战争中，索取大量丝织品，如景德元年（1004），“宋遣孝继昌请和，……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许之”，庆历二年（1042），“宋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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