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红云.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概念、逻辑、原则与路径[J].团结，2014，(1).

[2][美]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M].北京：科技出版社，2011.

[3]，，S.Bastow， Digital Era Governance—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汪玉凯.“互联网+政务”:政府治理的历史性变革[J].国家治理，2015，(27).

[5]邵娜，张宇.政府治理中的“大数据”嵌入:理念、结构与能力[J].电子政务，2018，(11).

[6]吴克昌，闫心瑶.数字治理驱动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基于广东省的实践[J].电子政务，2020，(1).

[7]王毛路，陆静怡.区块链技术及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研究[J].电子政务，2018，(2).

[8]赵金旭，孟天广.技术赋能:区块链如何重塑治理结构与模式[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3).

[9]郭泽德.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J].电子政务，2014，(4)．

[10]陈水生.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运行逻辑及其实现策略[J].电子政务，2019，(10).

[11]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

[12]赵联飞.“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J].社会治理，2015，(3).

[13]黄璜.互联网+、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J].电子政务，2015，(7).

[14]宋煜，王正伟.“互联网+”与基层治理秩序再造[J].社会治理，2015，(3).

[15]孙柏瑛.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J].地方治理研究，2018，(1).

[16]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

[17]王少辉，许琼.中国网络理政创新的特征、动因与成效——基于“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的多案例文本分析[J].电子政务，2020，(1).

[18]孟天广，赵娟.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建构与治理体系[J].电子政务，2018，(8).

[19]陈思.算法治理:智能社会技术异化的风险及应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20]于棋.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4).

[21]李传军，李怀阳.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定位——以网络民主为例[J].电子政务，2019，(5).

[22]张勇，何艳玲.城市社区治理技术的空间嵌入[J].领导科学，2017，(36).

[23]福明，赵伟，赖鹏.福田区加快推进“3×4”智慧政务服务改革下载[N].深圳特区报，2019-05-09.

[24]王芳，陈锋.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大数据开放利用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11).

[25]王振兴，韩伊静，李云新.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解读、困境与路径[J].电子政务，2019，(4).

[26]梅立润.“擅智”与“善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双重任务[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27]孙柏瑛，武俊伟，周保民.大城市的现代治理之路与治理政策走向——基于北京市“折子工程”的文本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9，(4).

一、引言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建设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证，并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环受到持续重视。在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社会治理”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社会治理就是在社会领域内，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部门以及公民等组成相互依赖的多主体治理网络，在平等基础上按照参与、沟通、协调和合作等治理机制，为有效解决公共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并增进公共利益而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以创新驱动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蓝图进一步明晰，最终体现为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明确要求，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作为科技发展结晶的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愈发明显。过去10年，以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网络、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高性能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深嵌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与公共治理的关系愈发密切。它们不仅使信息获取变得更加快捷，还生产出更多的数据和信息，对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演化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2]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其重视度也逐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判断；此后，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实施大数据国家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利用“互联网+N”推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这为信息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围绕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学界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研究者们展示了数字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就其对治理体系的冲击进行了探讨。不过，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信息技术的影响力，关注的是特定单一的维度，而对信息技术如何在治理体系不同层次、不同维度上进行结合，对其如何发挥影响缺乏整体性考察。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呈现数字信息技术如何全面支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多维图景。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其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二、社会治理中的数字技术：既有研究文献的评估关注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工具属性由来已久，研究逐渐深入到对不同类型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治理改革的探究。信息技术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可以提升组织效率和透明度、改进行政程序与管理方式，进而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3]政府也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智慧化、开放协同方面持续进步，[4]应对复杂性问题的能力相应提升，并走向更为包容开放的治理模式。[5]这些论断在聚焦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6]关注公共治理中区块链[7][8]、政务微信[9]、大数据[5]、人工智能应用[10]的最新研究，则进一步阐述了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工具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将政府作为数字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对参与治理的非政府行动者着墨不多。数字技术不仅是包含数字的技术手段，还有鲜明的自主性。社会治理涉及多主体参与，有着复杂的网络结构，需要在治理体系中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和制度设置，[11]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对此则十分擅长。[12]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外来力量进入治理体系，会带来新的治理理念、组织架构和治理能力的嵌入，形成更开放的社会治理体系、激发多元行动者的合作。[5]它们有很强的自我扩张能力，[7]能通过“技术通行权”逐渐嵌入治理体系并反哺治理，[10]生成新的治理结构。[13][14]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整合，也能够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15]同时，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对不同社会群体实现赋权，[9]既为公众参与打下社会资本基础，也提供了更便捷的参与渠道。[16]正是数字技术自主发展的特点，[14]使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驱动了社会治理体系创新。[17][18]这些研究所呈现的数字技术自主性往往聚焦于单一维度或特定层次，缺乏对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结合的整体图景的把握。数字技术的自主发展也有失控风险，对治理体系带来挑战。这些技术深度嵌入会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对技术的依赖性。同时，它们的发展也有出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平衡、[19]意识形态化的异化危险，[20]进而导致架空网络民主、陷入“数据迷失”等多重治理困境。[21]数字技术对治理体系还可能带来价值伦理、赋权限度和行动者限制方面的挑战。[8]在相关技术嵌入社区空间后，技术填充空间造成的对人的驱离、反叛甚至伤害，更需高度警惕。[22]既有研究对社会治理数字技术的探讨展示了其多面性，对它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也有深入探讨。不过，已有的文献对社会治理议题丰富性和治理结构多层次问题重视度并不够，对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图景缺乏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处理政府与社会的横向互动问题，还要面临在不同治理层次、不同场景中建立有效治理架构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效果、抑制其消极影响以实现科技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支撑作用，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三、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广东的典型举措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障。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为广东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行动，大胆探索，搭建治理制度框架，汇聚治理资源，在基层治理方面积极探索。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广东省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发展出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典型案例，从多层次、多维度系统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支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形成。(一)协调政府内部关系、打破社会治理时空界限2018年以来，深圳市福田区实施“互联网+”战略，努力打通辖区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优化服务流程、统一服务标准，精心编制全方位便民服务网络，打破社会治理的时空限制。[23]首先，通过互联网全覆盖、全时段运行，打破服务供给时空界限。第一，福田区政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参照银行网点模式，建设政务服务“一公里服务圈”。全区10个街道政务服务大厅通过数字技术升级为区政务服务大厅分厅，95个社区工作站亦设立代收件业务，实现全区无差别办理，逐步建立“1+10+95”政务服务实体大厅网点办理模式。第二，福田区借助数字技术，以权责清单事项为依据，梳理全区政务服务事项，运用微信及智慧福田APP平台，制定个性化表单及申报系统。让居民通过移动终端就能扫描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将材料电子化上传预审，待得到预审结果后，自动转入后台处理，真正做到办事“零跑动”。[23]第三，“区政府还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助查询机对区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升级改造，开展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试点，多项政务服务和社会服务都能在政务服务自助专区完整闭环处理，自助查询、智能咨询、自助业务申办、自助取件的全链条一体化。”[23]其次，通过将数据处理、服务流程后台化，显著节约成本，提高政务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供给效率。第一，区级事权实现“零收费”。除了上级政策明确的收费事项外，在区级权责范围内，通过免收、停收或由区财政代缴的方式，减免群众在申办政务服务时的花费。目前，525项服务已实行零收费，实现区内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在福田区登记注册并经营的企业、社会组织，福田区户籍居民及持有辖区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均可受惠。第二，福田区通过持续推进网上大厅建设，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均可网上办理，实现服务办理“零距离”。公众在网上办事大厅选择办理事项，按公示材料清单上传申报材料电子版后，由服务平台初审、自动分发，并督促相关部门限时办结、公布。公众在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查询到初审结果后，到指定的政务大厅审核原件通过即可取证。第三，数据库管理实现“零材料”。群众提交的材料通过扫描上传、归档保存，下次办事就可直接使用数据库中已有的证照，无须再重复录入，也无需再提供其他纸质证明和复印件。第四，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压缩流程实现“零时限”，基于“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按照“一审一核，即来即办”的模式改造行政审批流程，实现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审批结果当场可取。(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打造镇街服务枢纽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着力探索“基层党建+现代技术”的社区治理方式，坚持党建引领，通过“1+X”多方共建，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协商议事，建设“微服务中心”以及“线上”与“线下”共享平台，精准把脉居民需求，主动推送公共服务，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微服务中心以“大数据、微服务”为突破口，依托“一门式”长期积累的海量数据为13项民生事项提供精准微服务，并统筹各类民生服务资源，建立数据共享和价值挖掘机制，打造镇街层面的服务枢纽。首先，建设“线上”与“线下”共享平台。推行共享社区手机APP，APP与各部门的志愿者信息、政务服务、群众服务需求等数据互融共通，公众可以发布个人共享物品和共享技能，或者在线发布个人求助及响应其他群众服务需求，系统会主动向群众推送服务信息，从而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实时对接。同时，在线下建成共享小屋，整合6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50个社区公共服务中心、2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个长者饭堂等公共服务场所，根据群众需求“大数据”，在线上线下同时向群众提供便捷的共享服务。其次，将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结合，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解决社区互信问题，助推社区互助共享。通过实名注册，公众可以查看共享服务提供者有无稳定工作、有无犯罪记录等信息，确保共享社区项目能够在互相信任的情况下开展。采用“积分制”管理，提供志愿服务可获得“爱心积分”，“积分”存入“爱心银行”。群众有需求时可通过服务平台发布，在“银行”里支取“服务”，推动“服务得积分、积分享爱心”的良性循环，实现爱心“可量化、可流通、可持续”。最后，建立“四级联动”社区服务体系。在街道设立“微服务中心”，利用大数据向群众主动推送一揽子民生服务；在片区设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公众提供精准社工服务，打造综合型社区服务主阵地；在社区设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实行服务场所、服务系统、服务内容、服务制度、服务保障“五统一”，将社区服务向深度广度延伸；在网络末梢，购买“平安通”、居家养老、长者饭堂、救济救助、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医务社工等专项社区服务作为补充。(三)精准回应公众诉求、加载社区智慧终端中山市将信息化手段应用于社区治理，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在充分利用市政务数据交换中心、市电子政务外网、市电子政务云平台等现有系统资源的基础上，中山市针对社区需求，按照“服务为本、均等覆盖，统筹规划、资源整合，标准先行、规范建设”的总体要求，建立“中山市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推进“1+1+N”社区信息化建设。其中，两个“1”分别是建立一个大数据库和一个信息平台，“N”是构建网站、APP和自助查询机等多种服务终端。首先，整合建立市级一体化数据库。中山市利用市政务数据交换中心、市电子政务外网、市电子政务云等现有平台系统，全面整合延伸到社区的各类信息网络资源，建立起以社区居民人口信息为核心的大数据库。大数据库信息横向覆盖居民的个人身份、家庭成员、就业状态、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会救助、社区服务等居民各类信息，纵向贯穿居民的整个生命过程。同时，在系统设计上充分考虑系统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多渠道、动态收集各种社区公共服务所需的信息资源，为平台应用和服务开展提供基础的数据信息支撑。其次，打造以社区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由社区窗口服务、人口管理、民政事务等8个子系统构成。各系统业务互通、数据互享。同时，市政府十分注重提升平台使用便捷性，使其成为提供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高效工作平台。市政府以数字技术为先导，强化平台的社区和居民互动交流功能，增加社区与上级指导部门的沟通协作功能。同时，平台注重社区数据库建设，通过数据沉淀和数据挖掘为决策提供有效依据。最后，在一体化平台上加载N个智能服务终端。平台同时支持服务窗口、网站、APP和自助查询机等多种终端，实现信息一次发布，网站、APP、微信等多渠道同步展示，使居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便捷获得社区信息和服务，服务递送的个性化、精准化程度得以提升。四、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智慧治理：广东的实践成效广东省各级基层政府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将其作为构建智慧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在探索提升治理能力、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了多维度尝试。数字技术对县(区)、镇(街)和村(社区)三级社会治理体系的支撑作用各具特色，并实现优势互补，对打造一体化、多层次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打造智慧城市、建成整体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的福田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务服务的智能化程度，并以数字技术作为整合政务服务供给机构、优化供给流程的利器，切实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整体性、服务型政府。相应的治理成效包括：首先，区政府力推服务诉求“一窗口”受理。区政府明确整体性政府定位，深化电子政务改革，实现政务服务前台受理“一窗化”、后台处理“一体化”。“区政府以标准化数据处理技术为前提，按照“一门式一网式”改革部署，在全区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打造“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发证”服务机制，开辟150个综合窗口，实行一个窗口对外。目前，区政务服务大厅、各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事项覆盖率均达100%”[23]，窗口受理效率提高，排队等候时间缩短近半，优化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体验。其次，福田区借助数字技术，分步推进政务服务集中化办理。区政府按照“应进必进、进必授权”原则，将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划分四类进驻情况，明确各单位分类进驻，全面实现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办理。目前，“全区共设置区政务服务大厅1个，区级综合政务服务大厅以及婚姻登记专厅、动物检疫专厅、残疾人专厅、司法专厅、人力资源中心专厅、档案专厅、市场监管、社保、税务等9个区级专业分厅。386个事项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23个事项进驻专业分厅，81个事项进驻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及社区工作站，事项进驻率达93.3%。全区26家区直机关均设立政务服务科，并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10个街道均成立了政务服务办公室，100%完成职能调整，确保群众进一扇门就能办成事。”[23]再次，依托“互联网+”技术，编织政务服务“一张网”，形成一体化、区域性的“互联网+”集成政务服务。一方面，推行网上预审服务模式，依托“信任在前、审核在后”的容缺服务机制，进一步缩短受理审批时限。另一方面，开通“福田政务”微信公众号，群众可通过手机终端自助预约、取号，有效缓解区政务服务大厅的排队压力。政府也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及时发布相关重要信息、回应咨询留言，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和群众之间的互动。最后，区政府将数字技术与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融合，实现服务在同一层级即可办结。区政府根据政务服务改革及一体化的整体部署，全区政务服务体系以区政务服务大厅为龙头，街道政务服务分厅为支撑，网上办事大厅为载体，扎实做好全区政务服务一体化的建设工作，做到全区政务服务LOGO、门牌标识、窗口人员服务标准“三统一”，实行区、街一层级通办通取。“全区完成区级政务服务大厅、10个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和95个社区政务服务工作站的实体建设和数字网络升级。政务服务年度受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超过90万件，按时办结率达99.97%，业务提前办结率为89.95%，窗口服务的群众满意率保持在98%以上。”[23](二)设置智能服务中心、推动个性化服务适时在线佛山市禅城区则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镇街层级的社会服务供给。禅城区以祖庙街道为“试验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打造个性化、智慧化的街道微服务中心，有效回应了基层公众的服务需求。在镇街一级，佛山市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积累效应，将数据收集、分析与社会服务供给结合起来，让数据为治理体系提能增效服务。紧扣“大数据·微服务——互联网+民生服务”建设主题，祖庙街道推出“线上社会服务信息化平台+线下微服务中心实体运营”相结合的“一门式”民生服务窗口，并强调利用大数据挖掘来提升服务效能。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祖庙街道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及分析系统，对“一门式”行政服务及政府各系统沉淀的海量数据进行充分挖掘。这些沉积数据经由算法技术呈现，在成为决策制定依据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数据进行社会化应用的空间。“新”数据的应用呈现出多样性民生需求，并促成点对点对接多元化社会供给，解决“供需失联”问题，也避免了简单地将数据和分析结果在单个部门的单线性对接。微服务中心线上社会服务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营以来，辖区已有4273位符合政府补贴条件的“四类十七种”居民上线，更有近500名自费用户完成申报上线，他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政府及由政府链接的社会资源提供的社区服务项目。专注平安通、长者饭堂、家政服务、医务社工服务、家庭综合服务的163家社会服务机构成功进驻微服务中心，为公众提供服务。(三)建设智慧社区、夯实基层政权中山市在社区推动信息化建设，通过提升社区信息共享程度、增强社区运行效能，降低了社区管理成本、减轻了社区的工作负担，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基于信息平台建设，社区服务的内容和领域也显著拓展，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实现了社区治理的“五化”目标。首先，社区工作因数字技术应用而更加高效。信息平台通过关联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中山分厅村(社区)公共服务系统，实现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一网式”、“一窗式”应用。诸多服务处理流程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实现自动化，大大缩减办理时间，提高了社区工作效率，使社区工作人员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其次，社区人口信息因数字技术实现实时更新，服务对象管理动态化变得可行。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库，根据需要灵活组合条件查询、统计居民信息，同时，将统计数据通过电子地图形式在平台进行展示，使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就可以对服务对象在社区的具体地址及分布一目了然，动态掌握服务对象的情况。再次，参与社区治理因数字技术的引入变得便捷。社区居民通过登录村(居)务管理系统，可以实时查看本村(社区)当期或过往一年内的村(居)务公开的内容，实现居民对村(居)务的网上监督，拓宽了村(居)务监督形式。通过社区网上家园，向居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社区活动、公示公告，居民也可通过社区网上家园向社区反映意见建议，搭建起社区与居民沟通互动和自治监督的平台。最后，村(居)公共事务可问责性因数字技术的辅助得到提升。中山市各村(居)通过平台统一收集、整理和归档村(居)“八本簿”和村(居)务公开内容，定时按要求上传平台，村(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各项工作的公开化、规范化建设得到保证。居民也因信息平台可以便捷地对村(居)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基层政权因此获得更充分的合法性。五、广东的经验与启示通过对不同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分析发现，广东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数字技术支撑治理体系发展，广东“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渐成型的同时，数字技术应用的风险也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关键在于，“服务公众、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也是驾驭数字技术应用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各级政府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服务公众、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无论是在县(区)级深化政务服务体系改革，还是在镇(街)和村(居)的数据库、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社会服务app关联，都将公共服务递送放在首位，体现出服务为先的理念。同时，各层级的改革创新也非常注重通过治理结构调整，提升治理过程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强化治理体系对多主体参与的接纳。这些理念是驱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基础，决定了改革的重点内容以优化公共服务生产和递送结构、促进面向社会服务合作治理机制为主。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应用服从于“服务公众、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各级地方政府首先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来规范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其工具属性。[24]这不但体现为政府对数字技术的强力掌控，而且表现为对数字技术的有限应用，投入于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同时，广东省各个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还注重将治理理念的价值放在技术应用之前，并超越其“工具属性”，倡导将数字技术融入治理结构，[25]发掘数字技术与开放、透明治理结构的契合度，利用其对治理体系的支持和补充以提升治理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数字技术超越其工具属性、发掘其治理属性的处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具体体现，有鲜明的中国价值，同时兼具世界意义。[26]各级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注意力也不断强化，正逐渐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整合机制、任务驱动机制、行政分权机制以及面向社区服务的合作治理机制。[27]广东省各级基层政府以“服务公众、多元参与”治理理念先行，利用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发掘其治理属性，有效控制了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的探索和经验对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参考文献：[1]周红云.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概念、逻辑、原则与路径[J].团结，2014，(1).[2][美]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M].北京：科技出版社，2011.[3]，，S.Bastow， Digital Era Governance—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4]汪玉凯.“互联网+政务”:政府治理的历史性变革[J].国家治理，2015，(27).[5]邵娜，张宇.政府治理中的“大数据”嵌入:理念、结构与能力[J].电子政务，2018，(11).[6]吴克昌，闫心瑶.数字治理驱动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基于广东省的实践[J].电子政务，2020，(1).[7]王毛路，陆静怡.区块链技术及其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研究[J].电子政务，2018，(2).[8]赵金旭，孟天广.技术赋能:区块链如何重塑治理结构与模式[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3).[9]郭泽德.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J].电子政务，2014，(4)．[10]陈水生.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运行逻辑及其实现策略[J].电子政务，2019，(10).[11]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12]赵联飞.“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J].社会治理，2015，(3).[13]黄璜.互联网+、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J].电子政务，2015，(7).[14]宋煜，王正伟.“互联网+”与基层治理秩序再造[J].社会治理，2015，(3).[15]孙柏瑛.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J].地方治理研究，2018，(1).[16]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17]王少辉，许琼.中国网络理政创新的特征、动因与成效——基于“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的多案例文本分析[J].电子政务，2020，(1).[18]孟天广，赵娟.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建构与治理体系[J].电子政务，2018，(8).[19]陈思.算法治理:智能社会技术异化的风险及应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0]于棋.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4).[21]李传军，李怀阳.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定位——以网络民主为例[J].电子政务，2019，(5).[22]张勇，何艳玲.城市社区治理技术的空间嵌入[J].领导科学，2017，(36).[23]福明，赵伟，赖鹏.福田区加快推进“3×4”智慧政务服务改革下载[N].深圳特区报，2019-05-09.[24]王芳，陈锋.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大数据开放利用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11).[25]王振兴，韩伊静，李云新.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解读、困境与路径[J].电子政务，2019，(4).[26]梅立润.“擅智”与“善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双重任务[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7]孙柏瑛，武俊伟，周保民.大城市的现代治理之路与治理政策走向——基于北京市“折子工程”的文本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9，(4).

文章来源：《广东蚕业》 网址: http://www.gdcyzz.cn/qikandaodu/2021/0204/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