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加强对广东全省各县行政组织的有效监督，被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因广东省域辽阔，交通又不甚发达，对于奉行省县二级制的国民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大难题：如果专恃在广州且实力薄弱的省政府及民政厅来管理全省行政，事实上必不可能；若是放任不管，各县行政势必散漫，致亏职守。在当时国民党左派及在粤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行政中枢不能照顾全省行政，“各县县长必可自由行动，不执行命令，勾结土豪劣绅压迫人民，加捐重征中饱私囊，做种种扰害人民之事”，因此“为整顿广东吏治与财政起见，不得不有新的行政制度”。⑤张太雷：《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02 页。职是之故，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整饬吏治同时，开始考虑对广东全省行政体制和官制进行一些改革和调整。

时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的古应芬，在体察第二次东征与南征的形势后，有感广东“地方辽阔，民政厅组织过简，恐兼顾不周”，向广东省政务委员会提议，在维持省政府与民政厅组织法的前提下，在边远的东江、南路另行设置行政人员，代替组织较为简单的民政厅，暂时行使监督之责。①《古应芬辞职之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8 日第3 版。不过，当时政势对其主张实施极为不利，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国民党内部政争。

国民党内左、右派间分歧与裂痕由来已久，在孙中山逝世后更趋明显，左派占据上风。先是在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左派及其盟友占据要津，右派方面，除胡汉民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及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外，林森、邹鲁、张继、居正、谢持等多被投散置闲。②陈公博著，王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年，第29、36 页。8 月20 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后，鲍罗廷撮合汪精卫与蒋介石结成政治同盟，先后将胡汉民、许崇智逐出广州，形成汪、蒋联合执政的局面。作为右派的古应芬，原与胡汉民、汪精卫、陈融齐名，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出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平日与许崇智、胡汉民接近，久为国民党左派中人所不满，早欲去之，但因其资格颇老，办事又勤，且与实力派李济深关系较为密切，又不能无故去之。自7 月28 日许崇智下台后，古应芬不仅维持民政厅长一职，更在9 月26 日被推为省务会议主席。

当时率军在东江前线的蒋介石则希望在掌控东江地区的同时，实现驱逐古应芬的目的，主张在省县间恢复设置道一级。早在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及黄埔军即希望将东江地区作为自己的财政基地，因许崇智态度摇摆不定并偏袒张民达，未能实现。③[俄罗斯]阿纳斯塔西娅·卡尔图诺娃编：《来到东方：加伦与中国革命史料新编》，张丽译、李玉贞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238-243 页。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的地位大为提高，倒许后拥有更大发言权。他在驱逐追随许崇智军官的同时，亦将与许关系密切的古应芬列入排斥之列，而有关行将统一后的广东政制规划，正好为之提供了一个机会。蒋介石主张“规复道制，削减民政厅权力，即所以对待古应芬者，盖欲以此示意于古，使古知机而退也”。④《蒋介石排斥古应芬之手段》，《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11 月25 日第1 张第3 版。

11 月14 日，鲍罗廷、汪精卫、古应芬、谭延闿等人在鲍罗廷家“议行政区域事，未决而散”。⑤《谭延闿日记》，1925 年11 月14 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各人主张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仍实行省县两级制，即省政府直辖各县；一派主张恢复道制，改行省道县三级制。两派各有弊端。如采行省县二级制，不仅广东全省地域广阔，各州县人情、风尚各有不同，而且东江、南路极边地方距省城广州太远，在当时交通条件下，省政府难以遥制。但恢复道制，则或因延旧习，将道尹仅定为一个承上启下之层级，或赋予道尹实权，对省政府造成威胁。恢复道制，不仅与国民政府奉行的省县二级制相悖，如赋予实权又势必削夺民政厅职权，自然为古应芬所不许。尽管其时国民政府重要职务多由宋子文、陈公博等新式人物掌握，所谓元老派、太子派及其他异派人物被驱逐殆尽，仅古应芬、邓泽如等少数继续充任要职，古仍以职权所在，不肯放弃。⑥《古邓将相继下台》，《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12 月12 日第2 张，第2 页。16 日，鲍罗廷、汪精卫、古应芬、谭延闿等人在鲍罗廷家里议行政区域事，结果仍因古应芬反对，无果而散。⑦《谭延闿日记》，1925 年11 月16 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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