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缓行设置行政委员之举，超出汪精卫的控驭能力。尽管当时周恩来因军务繁忙未立即就职，仍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积极着手整理东江地方行政事务，但甘乃光则因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会，在调用卷册的公文中将“调查”误作“查办”，遭到该校教授抗议，为摆脱不利处境，急于离开广州，在受任南路行政委员后，当即决定随李济深部出发。11 月28 日，甘乃光抵达阳江，设立行署，正式就任南路行政委员一职，随即委任一大批县长。

古应芬在11 月28 日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上，在主导调整恩平、江门、鹤山等县市长后，更一口气提出潮梅地区7 县县长任命名单，①《新委七个县长》，《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1 月30 日第7 版。则更令国民党左派急欲削夺其权势。对于汪精卫暂缓分设各区行政委员的做法，不仅鲍罗廷不允，陈公博等人亦力持不可，并主导中央政治委员会继续议决案，在30 日决议增设广州各属行政委员、西江各属行政委员，分别任命宋子文、古应芬兼任。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第4 辑（一），第50 页。此举不啻将民政厅长古应芬降为6 行政委员之一，并造成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民政厅如有存在之必要，则密迩广州之广府属，自不必另派委员。古应芬既任民政厅长，何必又委为西江行政委员。”③《各区行政委员有裁撤消息》，《香港华字日报》1926 年1 月16 日第1 张，第3 页。

虽然官媒解释说，因古应芬“为人纯谨太过，用人多宽恕，故任内所派县长少如人意”，此次设置4 位行政委员，即意在监察各县长。④《古应芬辞职之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8 日第3 版。但此举已令古氏深感政府对其的不信任。12 月2 日，古应芬提出辞呈，并从3 日开始缺席省务会议。古在辞呈中提及其辞职原因，一为“就职以来，一切计划无从实施”，一为面对“群盗满山，交通梗塞”无能为力。⑤《古应芬辞职之呈文》，《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7 日第3 版。具体言之，古氏为保障大地主实力，主张各县设立护沙队，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提倡的农军发生利害冲突，未克施行；古氏拟组织各县联团剿匪，但各县财政因财政厅长宋子文主张财政统一，已由财政机关直接收回，联团计划因缺乏财政益形棘手；民政厅所在地广州已设有广州行政委员，民政厅已形同虚设。⑥毅庐：《粤省民政改制之要讯》，《申报》1925 年12 月19 日第2 张第6 版。如果说护沙队、各县联团计划的相继破产，让古深感到民政厅职权行使大受掣肘，那么广州行政委员的设置，让古更看不到任何希望。

对于古应芬的请辞，汪精卫等自然深悉内情，考虑到古与李济深等实力派间的密切关系，遂以“各属民政正在需人”为由加以拒绝，并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予以慰留。⑦《古应芬辞职之呈批》，《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12 月8 日第2 张，第2 页。新被任命兼任广州行政委员而备受各界关注的宋子文，为化解外界对于当局权争的猜疑，在12 月4 日对某君说明：“政府以现在全省将届统一，而广州各属为全省财赋最富之区，亟宜认真整理”，“兹为兼顾运用财政权与行政权起见，故委本人兼任广州行政委员，原属暂时权益之计”，并表示“对于行政委员公署，拟不另组织，只附于财部之内”。⑧《宋子文任广州行政委员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5 日第6 版。作为广州国民政府喉舌的《广州民国日报》，一面针对时人有关行政委员成立后即无需民政厅存在之猜测，指出民政厅与行政委员，“一个是综合机关，一个是部分机关，其职权大有分别”，一面针对“论者以民政厅最重要之职权为任免县长，今尽付之行政委员，则民政厅不宁形同虚设”的疑虑，藉对某要人访谈，澄清“未曾有讨论及民政厅之问题，而现时亦无裁撤之意思云”。⑨《民政厅之存废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8 日第3 版。

由于古应芬请辞，加上财政兼商务厅长宋子文“对于省务会议向来甚少出席，是日亦照例缺席而已。其他代厅长亦不知何故而缺席”，省政府虽“无重大问题，不致发生若何影响，然日常公事待决定者已积滞不少”。⑩《省务会议流会之原因》，《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12 月10 日第1 张，第3 页。汪精卫等人只好在12 月9 日再度备文挽留古氏，并劝慰“执事主持全省民政成绩已彰，兼任一路委员尤便综理”，催促古早日就任西江行政委员职。?《政府再挽留古应芬》，《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12 月10 日第3 版。不过，古应芬并未打消辞意，亦未出席10 日的省务会议。为此，国民政府先是致函古应芬说明“各路行政委员之设，系为实行统一广东起见，暂用此制。在暂行期间，各路行政委员所任免之县长应即照准，俾得各行使其职权”，?《设置各属行政委员原因》，《香港华字日报》1925 年12 月14 日第2 张，第2 页。继在批复古的辞呈时解释“各路行政委员之设，系因粤省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兵站连年，匪盗充斥，故假以事权，俾便分途整理，此不过暂行之制”。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8 号，1925 年12 月，第35-36 页。国民政府更在12 日将上述解释公布，作为设置行政委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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