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26 年1 月东征军事正式结束，东征军总指挥部宣告撤销，政治部亦即裁撤。周恩来有鉴于行政事务势难中断，才于2 月1 日通电暂行就职，在汕头设立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同时咨会省政府，将所有受理潮梅各属行政诉讼、社会运动未结案件，统统移交该公署继续办理。③《东征总指挥政治部结束》，《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2 月19 日第6 版。此后周恩来更是积极行使职责：如向广东省政府电请惩戒已撤惠阳县长罗伟疆，从未解款财政分处，且报销亦无一向行署报告；因紫金县长陈侠夫辞职，在委派谢寅继任的同时，又在25 日电请省政府予以加委。④《周恩来请惩戒已撤县长》，《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2 月23 日第6 版；《周恩来请加委县长》，《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2 月26 日第7 版。尤值得一提的是，2 月22 日至3 月3 日周恩来还在汕头主持东江各市县长等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关于东江各种行政及政治问题。⑤《召集东江行政会议之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3 月2 日第6 版。在2 月鲍罗廷回俄请假离开广州后，广州政局因为蒋、汪权争发生突变。蒋介石将汪精卫视为其在党内的唯一直接竞争者，他感到了来自国民党左派的威胁，并在广州内外保守势力的推动下，逐渐向右派靠拢。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至3 月初，周恩来再次以“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为由，向国民政府请求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3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东江、南路两属行政委员辞职案提出讨论，结果决议：准予周恩来辞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一职，由蒋介石的亲信徐桴继任，同时亦允准甘乃光辞去南路行政委员，惟南路各属行政公署暂不移动，该署所有行政事宜由广东省民政厅办理。⑥《东南两路行政委员之兴替》，《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3 月16 日第3 版。

随后的广州政局更加恶化，蒋介石通过3 月20 日的“中山舰事件”及5 月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动作，将汪精卫赶出广州，并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的势力，至6 月更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民政府权力体制实现由汪蒋合作向蒋介石专权的转变。不过，蒋介石地位不甚稳固，不时遭到国民党左派抵制。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党内部紧张关系，确定通过北伐求生存的方针。

7 月9 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主导下正式决定兴师北伐。为巩固后方治安，应付非常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委员会于8 月10 日公布《广东全省各区警备司令设置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潮梅、南韶连、高雷钦廉、肇罗阳五邑、琼崖、广属、惠州等7 个警备区，各设警备司令1 员，负责该管警备区治安全责，有节制辖区内所有一切驻防军队及人民武装团体之权，如于绥靖警备事项有关时，亦得指挥市长、县长、公安局长等民政长官等。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 辑（一），第149-150 页。由于当时广东各地日渐注重军事，实已开启以各属警备司令部取代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的趋势。

北伐进展极为迅速，不到半年时间，国民革命重心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北伐形势发展需要并在蒋介石的催促下，11 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最短时间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与此同时，“因向来有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广州，广东政治责任完全由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担负，虽有省党部及省政府，仅负一部份之责”，加强省政府权力及责任势在必行。①《粤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申报》1926 年11 月16 日第3 张第9 版。

加重省政府权力与责任，作为承担部分民政厅职权的行政委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11 月7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8 日，广东省务会议即根据南路民政视察员关于援照东江、琼崖各路行政委员会裁撤成案的呈请，决议取消南路各属行政委员。②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第1 册，1988 年，第189 页。10 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广东各属行政委员。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50 号，1926 年11 月，第27 页。至12 月，广东省务会议决议，撤销行政委员公署，改设行政视察员公署。1927 年3 月，广东省政府将行政视察员公署改为民政视察员公署，继在10 月又撤销各区视察员公署，仅在民政厅内专设6 名视察员，承担分赴各县考察之责。

四、结语

广东行政委员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东江、南路相继纳入国民政府辖区，广东行将实现全省统一的背景下，在省县间创设的一项政治制度。行政委员制的创设与裁撤，是广州国民政府因时应势对现有政制调整的结果，亦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行政委员制的设置有其合理性。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虽然在行政统系上实行省县二级制，但由于直接辖区有限，对于省政府如何控驭与监督县政府并未做过多考虑，省政府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机构。随着第二次东征及南征的实施，东江、南路相继纳入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行将实现广东全省统一之际，既有的省政府及民政厅自身实力较弱，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实在难以胜任对全省，特别是距广州较远各县的控驭与监督。这使得在省县之间设置一项政治机构成为可能，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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